林致昌--外事骄子

 

    林致昌1931年9月8日出生于棉湖的一个商人家庭。说起他的家族，还真是颇有传奇色彩。林致昌的祖先是清末巡海官员，福建莆田人，他为人为官声誉颇佳，还有点文才。在一次巡海前，他如有预感地写了一首诗在自画像上，对自己人生历程，为人为官作了个总结，同时也慨叹数十载风华逝去，未能有所大成。而他也就在那次出海时遇上风暴，在海难中逝去。他的逝世使家庭蒙上苦难的阴影，而且沦为贫民家庭。为了生计，他儿子成了穿街过巷的挑担小贩。有一次，他来到棉湖，觉得这里商业气氛很浓，经贸活动活跃，就在棉湖落户。后来他生下两子，也就是林致昌的祖父兄弟。林致昌的祖父是弟弟，哥哥就是我县知名港商林辉耀的祖父。在父辈艰辛的积累下，林家已小有积蓄，并有了稍具规模的商铺。林氏兄弟善于掌握商业信息，灵活经营，家族的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他们兄弟俩分工合作，哥哥在汕头，弟弟在棉湖，合力创业。为了方便联系，他们家第一个安装了老式的手摇电话机互通商业信息，充分灵活地掌握了潮汕商业行情，蔗糖、亚麻、粮米、油盐，在他们灵通的信息下及时买入卖出。在短短数年间，林家发达了起来。其时也是潮汕地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林氏兄弟在棉湖米街建了一座大建筑，并取名“德邻居”。因林家从外地过来落户，非常注重和睦邻里关系，此名寓意应出于此吧！而在林氏兄弟的努力下，林家也成了抗战前棉湖数一数二的大商家。也可称为“小资本家”。直至后来林致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通知书上组织还点醒他要“正确认识家庭”哩！

 

    在林氏兄弟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精心经营下，林家声名鹊起。他们主要收入靠做生意，也有一部分土地租给当地农民。但他们心地善良，从不向农民催租，农民收成好了有余粮交多少是多少，他们从不苛求。当时在当地颇有美誉，附近土匪、流寇知其美名也从不骚扰，直至后来土改运动的政治浪潮，他们家中也没受到什么冲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今的林氏家族美誉也不在祖先之下。林致昌的堂兄林辉耀后来成为香港知名企业家。他早期回祖国投资办厂，并斥巨资把“德邻居”建筑群买回捐给当地政府，为国家保存了很有价值的文物。后来，他还以其父亲之名“林少卿”捐建了学校、幼儿园，在家乡是屈指可数的慈善家、实业家。

                                               忆往昔峥嵘岁月

 

 

 

    林致昌出生在一个战火纷飞、世事浮沉、政局不安的时代。他出生10天，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6岁时，卢沟桥事变，历史好像就要把他同这些大事件联系起来似的，使他从小就受到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教育，为后来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埋下种子。

 

    林致昌出生18个月，母亲就得伤寒症不幸早逝，由祖母把他拉扯大。祖母对他从小宠爱有加，而他也天生聪慧，在学校成绩往往名列前茅。他未读完小学就跳级，到榕城揭阳一中就读。当时，林致昌才11岁，个子很小，体育课连篮球都投不到篮板。在学校里，老师、同学们总是逗着这聪明可爱的小弟弟玩。后来，日寇进入揭阳县城榕城，学校搬到了棉湖，取名揭阳二中，也即是如今的棉湖中学。直到抗战胜利，林致昌才转到汕头聿怀中学就读。在这期间，棉湖也一度沦陷，林致昌全家逃难到乡下。他耳闻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残忍暴行和人民的无穷苦难。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棉湖，炸弹在离学校不足60米处爆炸，他家的一位亲戚还被炸身亡。这些都是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时局的不安定，使潮汕经济备受打击。林致昌的祖父叔伯们是一些颇为开明、有眼光的生意人。林致昌的父亲林学韶自小天资聪颖颇有才气，年轻时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就读时，曾与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同乡许涤新结为好友。他为人忠厚老实，很守本分，在汕头商行时是负责写行情信的，后来在上海与堂兄林少卿合作，则是埋头管账房，从不在大家庭中与人争利。他与林少卿合作一直很愉快，林少卿50年代移居香港时，曾热情邀他同去香港合作经商，他因考虑到可能会对林致昌政治上构成不利影响，予以婉拒。这个家族生意从棉湖做到汕头，抗战初期为适应形势又做到有外国租界的上海滩。1947年，林致昌按照父亲的意见到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读高中，这是林致昌开阔眼界、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他说：“16岁那年是影响我一生的一年。”他看到了旧中国纸醉金迷的上海，“十里洋场”有钱人大把大把地挥霍着钞票，醉生梦死地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穷人三餐难度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饥寒交迫。像国际饭店等场所，达官贵人豪华轿车出出入入，歌舞升平；而穷苦人民，普通民众若穿得不是很光鲜靓丽，连南京路的大光明电影院都不让进去。在冬天的马路上时见有冻死的尸体，正如杜甫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感到触目惊心。后来他祖父病危，并很快去世，他们便举家回到汕头。林致昌在上海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他的心中却有着无限的感触。他在思索着，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在他成长的心灵中，开始感到社会的不公平和阶级观。当时，《大公报》连载了《三毛流浪记》，他看后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他看到劳动人民在压迫下痛苦地呻吟，国民党政治的腐败统治，加之当时正是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战略进攻时期，林致昌开始想到社会制度不改革不行，不推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行。他开始积极寻找进步书籍，开始思考人生，并从此走上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

 

    汕头解放了，林致昌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深爱自己的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他看到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着民众，全体人民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建设新社会的理想。他感到很兴奋震撼！他积极地参加学校各项社会活动，并于当年暑假参加团市委举办的暑期青年学员班，学习社会发展史、土地改革政策等，从理论上武装思想。其中社会发展史对他的影响最大，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初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国家的希望在于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学习讨论中，畅谈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受到大家的好评，在结业时，被大家推选为“学习模范”，并被团组织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即现在的共青团）。后来他回到学校又成为学校的团干部，负责宣传群众工作。

 

    抗美援朝开始后，在汕头团委的领导下，在礐光中学团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林致昌参加了“收复殖民地”（这是当时中共汕头市委形象的说法，因解放前礐石是英国领事馆和美国传教士聚居的地方）的宣传工作，积极投入在礐石岛上与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斗争和宣传群众工作。有一次，团市委副书记林谷派林致昌等两位同学去找两位美国教员来参加“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大会”。林致昌戏说：“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外交活动！”当他们来到美国教员家时，美国教员说她们已辞职，拒绝参加。林致昌一时之间不知从哪里焕发出智慧和勇气，他当即表示：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是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应该支持的，希望你们还是参加为好，你们不是平时总是说自己热爱和平吗？美国教员无言以对，当天下午还是参加了大会。当然他们可能也怀着秋后算账的企图，在会上他们把每个发言的人名都记了下来。林致昌各方面的良好表现，受到了学校的肯定。1951年他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汕头市人民代表会议（当时我国尚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1年高中毕业后，林致昌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上大学；二是市团委的领导想让他去参加工作。当时汕头学生只能报考中南地区的大学。他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同时又参加了华南革大的招考。结果林致昌被武汉大学录取了，而华南革大也发来了录取通知。林致昌一时不知如何选择，带有那一代革命青年普遍特点的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请示组织，于是他到汕头市团委向领导请示。市团委领导说：《中国青年》社论不是号召“知识青年”上大学吗？你当然应该上武汉大学去。于是林致昌上了武汉大学政法系，到校后不久就到湖北石首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并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又对农村一无所知的文弱书生，这无疑是一次锻炼人、考验人的机会。来到农村，住在贫下中农当中，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工作，他体会了农民的疾苦，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他下乡前虽然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但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在工作中难免要出差错、碰钉子。在土改进入第二阶段时，有一次没收地主财产，农民问他能不能拆地主房子的楼板？他随口回答：可以。结果被在场的区委副书记制止，并批评林：“你不知道土改是为了建设吗？你怎么能同意他们拆楼板？”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他便认认真真学习政策，尤其注意向老同志学习，各项工作也较顺利展开，讨论工作中他还经常提一些看法，因此受到区委副书记的肯定。还在土改工作结束时，副书记主动要去了林致昌的笔记本，写上“你是一个有为的革命青年”。年底回到学校，林致昌又积极投入“三反、五反”运动，被指定为政法系清查小组负责人，从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两场政治运动，使林致昌受到很多锻炼和教育，政治上有较大的提高。不久，政法系团组织改选，他得到广大团员的支持，以全票当选为政法系团支部书记。他的表现也引起了院党支部的关注，他被列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并于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选派大批留学生到苏联东欧学习。当时，中南区只有武汉大学有资格选送学生，政法系仅有两个名额。林致昌经院党支部推荐和高教部考试，有幸作为其中之一被选派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后因外交工作需要，改派往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法律系学习。这一年是新中国选派留学生最多的一年，近800人。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刘少奇同志到学校给大家作报告，周总理在怀仁堂举行欢送会并作重要指示，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感到任重道远，决心刻苦学习为国效力。在留学期间，林致昌任中国留保学生中共支部书记兼学生会主席，直到1959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回国。

                                                外交生涯数十载

 

 

 

    林致昌多年的外交生涯是从外交部的科员和翻译工作迈出扎实一步的。学成回国后，根据本人要求，林致昌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到之后还没来得及去上班，教育部便征求意见，希望他到缺少教师的西安政法学院任教，他随即答应，去了西安。可是他还没从教书生活中适应过来，我国外交部因驻保加利亚使馆点名要求把林致昌调去使馆工作，便通过中组部向陕西省委要人，在学校十分不舍得放人的情况下，林致昌被调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任科员，负责对保加利亚的工作。

 

    在外交部工作，林致昌的任务之一是要经常担任领导同志会见客人的保语翻译。他说，谈到翻译工作先要提一下他在当留学生时两次对他影响较大的翻译工作。一次是为《人民日报》编委兼理论宣传部长萧航访保当翻译。萧航是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工作勤奋，效率很高，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对林致昌的翻译工作颇为赞赏并挺喜欢这帅小伙的，经常同林致昌谈心，用自己多年的革命经历和体会，对他进行启发教育。他对林致昌说：“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爱读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同萧航相处一个月，使林致昌受益匪浅，他所说的勤读书、勤思考几乎成为林致昌的座右铭，对他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另一次是1956年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同志率领由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成的人大代表团到东欧访问，了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林致昌被调去作为主要翻译之一。在代表团听取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介绍议会机构职能及工作情况时，他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好评。通过这次工作，他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担任重要翻译的经验，对以后来外交部工作无疑是有帮助的。

 

    在外交部期间，上至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下至部长、司长，林致昌都为他们当过翻译。外交翻译关系重大，往往涉及国家关系的重要事情和原则问题，必须认真细致、准确无误，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林致昌在谈及翻译工作时回忆45年前为刘少奇同志当翻译时，曾有过一个小插曲。那是1962年刘少奇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因刘少奇湖南口音很重，他对保加利亚大使说：“我们应该设法引渡分歧逐步走向解决。”刘少奇说“引渡”听起来像是“印度”，林致昌一听觉得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提到印度呢？便不敢翻译，问道：“刘主席您说什么？”回答还是“印度”，又问一遍，回答还是同样。好在此时陪同接见的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说，是“引渡”。这才给林致昌解了围，避免了一次翻译的重大错误。

 

    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部分为业务班子和运动班子。林致昌分在业务班子，较多地从事苏联东欧地区的研究。这段时间也是他业务有较大提高的时期。当时外交部从事业务工作的人员从1000多人一下减为150人（含后勤）。苏联东欧司从108人减为15人。人少了，每个人管的事情就宽了，任务也重得多。“人都是逼出来的”，林致昌这样说。他自己从原来只管一个国家的工作，到参与整个苏联东欧地区的形势研究，还参加了起草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工作，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同时人少了，也有较多机会接触像姬鹏飞、乔冠华等老一辈外交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和教益。林致昌举例说，有一次他起草一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抗议东欧一个国家邀请台湾参加在该国举行的国际旅游会议。声明稿最后一句照搬当时的流行语“如果……就没有好下场”。乔冠华看后，把林致昌叫去说：“没有好下场”这句话看似很重，实则无力，不如改为“如果……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样可以使对方想到你有可能会采取某种报复措施，这就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个提示使林致昌得到很大启发。

 

   1973年，林致昌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工作，历任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和研究室主任。1979年回国，在苏联东欧司任综合组组长，综合处处长。这个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保加利亚和苏联东欧地区的调研。他形象地向我们解释什么是外交调研工作，说：“外交调研工作人员就像战争时期的军队侦察员要随时掌握对手的动向供指挥员决策一样，必须及时、准确地向中央和有关领导提供有关情况和看法，供决策参考。”“准确的情况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因此，切不可把道听途说、未经证实不太可靠的情况向上反映，更不能根据领导的意图，顺竿爬提供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说60年代后期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想，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是事实，但其国内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苏联控制东欧国家是事实，但是不是已沦为苏联的殖民地，他们是“小修”还是仍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方针，给林致昌以勇气和力量，当时他作为驻保加利亚使馆研究室主任，大胆以使馆的名义起草了《保加利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告，经大使同意报国内参考。后来在担任苏联东欧司综合组组长和综合处处长期间，又多次在起草上报文件中，提到要承认东欧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根据司领导的指示，起草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文件。

 

   1984年林致昌被国务院任命为驻保加利亚使馆政务参赞。三年的任职，作为大使的副手，里里外外都得管，加上正逢中保关系进入从改善到恢复友好关系时期，先后接待了我国党的代总书记兼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外长和其他一些部长，工作十分繁忙。林致昌说：“这是我一生工作最繁重的时期。”他说，这段时间有许多可以总结的经验，但最值得提及的是交朋友，“外交外交就是要广交朋友”。作为50年代的留学生，他在保加利亚有很多老同学、老朋友，到80年代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成为领导干部或国家领导人。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两党关系的恢复，这些朋友同我们的接触已无顾虑，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十分有利。例如，时任保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雅·拉德夫是50年代索非亚大学的党委书记，林致昌作为中国留保学生党支部书记，曾代表组织同他建立联系，拉德夫还是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又曾是林致昌的授课老师。林到使馆工作后，两人相见如故。他不顾外交规格到我们使馆接受林致昌作为一个参赞的单独宴请，他对林致昌有求必应，林致昌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要见他，他往往立刻叫你到他办公室去。有一次，国内要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验，要求使馆报保加利亚的有关情况，林致昌随即去找拉德夫了解有关情况，拉德夫表示可把需要了解的问题列个单子送去，他会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答复。不久就把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交给了林致昌。林致昌在结束任期时大使为他举行告别酒会，拉德夫副主席偕夫人前来出席；参加酒会的还有国民议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林致昌的老师）、最高法院院长夫妇（林致昌的同学）、还有副外长、党的外联部副部长等老朋友，其规格之高大大超过一般各国大使离任的酒会。这说明积极利用各种关系，广交朋友，对开展外交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中南海的岁月

 

 

 

    1988年初，林致昌调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任命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直到1995年退休。他说，这段时间是他外交角色的一次大转换，从直接干外交同外国打交道，到间接干外交。因外办是中央和国务院的外事办事机构，主要负责审核党政军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报中央和国务院的外事请示报告，并提出意见。可以说是“外事的内事”。在中南海工作，使林有机会经常参加列席各种会议，经常接触中央领导同志，学习中央政策，了解全局情况，体会中央领导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确实大大扩大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和政治水平。同时，还要经常到许多省、市自治区参加各种会议和各种活动，并进行调查研究，这改变了大半辈子从事外交“对外国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多的状况”，这对他熟悉国情和加深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领会，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他说他的职务虽然是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实际上只不过“起了一个小小秘书的作用”。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也许从某个角度上说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出自他本人的谦逊为人！

 

 

 

                                          体　会

 

 

 

    在我们问起他作为一个老外交战士对外交工作有什么体会时，林致昌陷入深思并严肃地说：外交干部，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党，坚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其次就是要准确地理解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第三，注重调查研究。这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基础，对任何重大外交问题的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对有关问题的充分了解和对其背景的深刻认识上，单纯的就事论事，不作出深入中肯的分析评估，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对策；第四，作为一个外交干部，要有严格的纪律性，谨记“外交授权有限”，切不可擅自对外表态，重要事情，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最后，做外交工作需要非常认真细致。无论是当翻译还是起草文件电报，都不能出丝毫的差错。林致昌在外交战线奋斗了40余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才能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意味深长地说：“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丢人格、丢国格，只有自己尊重自己，爱戴自己的国家，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从林致昌的谈吐中，我们感到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我们想，这大概与他勤奋学习不无关系。在这方面他也谈到一些颇有教益的体会，他说，他干外交是从无知到略知一二、到知之较多，逐渐成熟起来的。世界上没有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人，只有勤奋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才干，才能做成一点事。他提到上中学时，有一位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的一句话：“勤奋可以增长人的天才，切常记之。”这句话，使他终身难忘。他还强调善于在实践的成功和差错中学习，在写作或起草文件中注意研究别人对你所写东西的改动，也可以从中了解自己想不到或想不周的地方，对提高自己很有好处。他回忆起周总理曾对一份贺电的改动情况，那是1960年9月保加利亚国庆，当时虽然我们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开始恶化，但表面上仍保持“兄弟”国家的关系。因此，照例仍要以最高领导人名义给对方发贺电。林致昌起草贺电时照旧写上“一年来，两党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总理审批时，将“进一步的发展”改为“新的发展”，这一改动，既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变化，又不向世界公开“兄弟国家”之间的分歧，可见总理高超的外交策略和智慧。这使林致昌深受教育。交谈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党的外事工作者时时刻刻把国家利益牢记心头的坚定信念。退休初期他还到人民大学做了4年兼职教授，圆了年轻时的教书梦。如今的林致昌虽已退休多年，但还任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分管潮人会的咨询部。潮人在京有大量科技人才，林致昌总想能通过各种努力动员这批力量为家乡做些贡献。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潮籍院士和科技专家的研究成果及专长，说如果家乡有需要可以帮忙联系。这份浓浓的乡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写于2007年10月间   入编《我是揭西人》